我说：“我一直在想姜春满的事情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小时候对他的那碗头腐脑那么着迷，长大了怎么也忘不了三年级时他给我的温暖。我那个时候就是姜语萱这么大，他那时候也就四十岁吧。不过，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，猜想应是他儿子丢了后受的摧残。我记得，小时候爸爸妈妈对我很好，经常逗我问我长大后会不会报答他们，我说肯定会的，我说这话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想到他。我有时候劝自己，他当年对我也就是那样子，无非是卖给我一碗豆腐脑，允许我赊账，可能有些钱赊着就没要了，还给了我一件雨衣，我怎么就那么想报答应他呢？”
林百雀说：“这就是你的善良了。俗话说，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姜春满给了你一点点恩情，在你幼小的心里就认为是天大的恩，想要给他最大的回报。”
我重重地叹口气，说：“也许吧。以前想过，我这一生肯定是再也不会遇到他了。他既然会卖豆腐脑，也会做其它生意，生活不会差到哪里去。只要他过得好，再遇不遇到也无所谓。想不到，竟然真的遇到他，他却过得惨不忍睹。我这几天都在思考，应该怎么报答他？怎么帮助他呢？”
林百雀说：“等贫困户评定后，我们再研究有哪些扶贫政策可以帮到他。”
我说：“嗯。虽然以前的扶贫措施不多，我听说从上到下都在研究，将要出台一系列的支持政策。这话你先不要宣传，以免被一些人知道了争着要当贫困户，干扰我们的工作。”
林百雀也“嗯”了声。
我又说：“我们现在还有几十户没有走访，这周星期六星期天必须加班。你要不要回去陪男朋友？如果回去，下午早些走，我要老肖多担当些。”
林百雀红着脸说：“我没有男朋友。”
老肖从房间里出来，说：“百雀，你没有男朋友？我不相信！”又说，“你多大了？”
林百雀说：“不要问女孩子的年龄，人家不喜欢，不愿意说，虽然我是个二十八岁的老女孩，也一样不喜欢不想说。”她调皮地大笑。
二百户全部走遍后，我组织召开内部会议。我们先分析每一户的情况，初步定好人员，然后再提交村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。这又用了一整天的时间。
讨论的时候，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主要是有几户我们的意见不统一，争执不下。
姜春满和他老娘、外甥女姜语萱都纳入贫困户，这个没有争议。大家都认为他家是全村最苦穷的一户。姜语萱虽然是他的外甥女，但户口早已迁入，等同是他一家人。
王三刚和王宝玲纳入贫困户有争议，但不大。王三刚种地、打零工，收入不高。王宝玲在外面闯荡多年，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，没有固定的收入，还有负债。根据家庭收入测算，也应该纳入。
争议最大的是王德生一家。王德生说他和两个儿子都分伙拆户了，事实上根据村里掌握的情况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分户。当然，这个不是贫困户评定的依据，分不分户，子女和父母都齿唇相依，子女好，父母不能当贫困户。如果按照王德生儿子和女儿的条件，他家是肯定不能评贫困户的。他家的条件在村里虽然不是顶尖，也是中上等。这个事实，老肖和村干部都认可。但老肖和李支书都坚持要把王德生一家纳入，至少也要提交给村民代表评议。我听了，心里冷笑，怀疑他们收了王德生的好处，或者平时吃了他们的嘴软。不过，老肖和李支书随后讲出来的话，让我后来虽然还是坚持己见，却也添了一丝隐忧。
李支书说：“王德生这人很可恶的，如果他没有纳入贫困户，势必会到政府上访。”
我不认可：“评不上贫困户就上访？那么全村至少三百户评不上，是不是都要到政府上访？”
老肖说：“顾队长，你初来乍到，还没有掌握底细。王德生原来就是老上访户，纠缠了很多年，镇里后来为了平息他的事情，用了很多手段，花了很多钱。我在当信访办主任的时候，和他打了无数次的交道，见识过他的手段。给他评贫困户，也是出于这层考虑，吃低保，是镇里打了招呼的。”
我很惊讶，问：“他是什么原因上访？”
李支书说：“这件事情三青最清楚，三青和王德生原来也是一个村的。”
副支书说：“事情说起来有些荒唐，但对王德生这人来说，又很正常，他喜欢干荒唐的事。顾队长，你记不记得，第一天在李支书家里吃饭，王德生说他不煮饭了，是腿有病是不是？”
我说：“记得。他说腿风湿。”
副支书说：“风湿有点，但不严重，他没有跟你讲实话。真实的原因，是他们搭台的班子给人煮菜，经常偷主人的东西。有一回，一户人家办白喜事，请他们煮菜，杀了两头猪，他们偷了人家三四十斤猪肉扔在房子的后山上。晚上，王德生收工后，到后山去背猪肉回家，被主家捉了现场，打了一顿。因为这件事传开，他的名声坏了，请他煮菜的人少了。”
林百雀说：“他们心太坏。他为这件事上访？打错了？”
副支书说：“不是。这只是说王德生心眼坏。他上访是为另外一件事，和邻居的矛盾。他家里以前养猪，现在不养了。他养猪的时候，猪又不好好关到猪圈里，经常跳出来糟蹋邻居家菜园里的蔬菜。邻居说他几回，他还是不在乎的样子，邻居就认为他是故意放猪出来的。有一回，邻居见猪糟蹋蔬菜，用棍子抽了猪几下，被他看见，他拿根扁担把邻居打趴下。后来，镇里干部和村干部一起调解，要王德生赔三千块医药费给邻居，王德生怕邻居报警，也愿意赔钱。没想到，过了个把月，王德生家里的猪发病死了，他硬要说是邻居那次打死的。事情都过了一个月，他那么说，哪个会信他，他到邻居家里闹，邻居报告镇里，镇里派防疫站的干部来看，他又不让干部检查，一心要求邻居赔钱。政府和司法给他们调解好几次，都没有成功。为了这件事，他一直到各级政府上访，说政府不为民作主，包庇坏人，同流合污。哪个干部跟他接触，没依他，他说哪个干部是坏人，就告他。几届政府的人都怕了他。”
